陈由伟：父亲陈景润的书房

国产一产二产三精华

　　提到父亲陈景润先生的书房，读者朋友一定首先会想到北京中陈由伟：父亲陈景润的书房关村88号楼一间六平方米的宿舍。是的，那间六平方米的小房间在父亲的生命中有着特殊的意义，在那里他度过了人生七分之二的时光，十八年。在那里，他从一个青涩的数学工作者成长为一名成熟的研究员；在那里，他完成了《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》的论文，也就是后来被人们所知道的哥德巴赫猜想（1+2）的证明。听当时去过那里的叔叔伯伯们说，六平方米的小房间既是父亲的卧室又是父亲的书房，一张小床掀开被褥就变成了书桌，墙边放着用麻袋装着的演算纸……听着他们的讲述，我仿佛又看到了父亲伏案工作的背影，那个沉浸在数学世界中的追梦人。后来父亲的博士生也住过那个房间，我还去看过。六平方米的空间可以承载些什么？那里可以承载一位数学家的诗和远方，还有一个无穷且美妙的数学世界。

　　如今，中关村88号楼早已被拆掉，可那间六平方米的小房间却因徐迟先生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留存在了很多人的心中，它像是一块追逐梦想的阵地，令人充满力量。它又像是一座精神的丰碑，讲述着那位百折不挠的攀登者的奋斗史。

　　而我记忆最深刻的则是我们家里父亲的书房。那是我儿时眼中最神秘的地方。为了不打扰父亲工作，母亲严禁我随便闯入，但每次我都能得到父亲的“特批”。书房中陈设简单，一张黄色木制五屉书桌置于窗下，上面有一盏绿色拱形玻璃灯罩的台灯，灯的开关是一条银色金属细串珠，垂在灯罩旁边，每次拉动都能发出“咔咔”的声音。桌前配有一把藤条靠背椅，背对着书房门的方向，父亲平时就在这张桌子前工作。有时晚上，我会悄悄把房门推开一道缝，看看父亲在做什么，那个灯下伏案工作的背影令我至今记忆犹新，虽不高大伟岸，却安定如山。五屉书桌的左手边是一个书架，上面放满了书和资料。右手边两张棕色的三屉书桌挨在一起靠墙放着，上面也堆着一摞一摞的书和资料，还有很多的演算纸。记得当时窗台上也放了不少的东西。这满满当当的书房成了我小时候的“探索乐园”，我喜欢在他的书房里四处翻翻看看，有种寻宝之感。当时，我也很好奇，为什么这些看似凌乱堆放的东西，父亲总是能发现我偷偷动过了哪里。

　　有人会问我：你爸会给你讲数学题吗？在我的记忆中，有一个片段令我尤为珍视。那是在我上小学前，一天父亲让我试着计算从一连续加到十等于多少？我就开始1+2=3，3+3=6……算下去，用上了所有的手指头，最后勉强算出了答案，55。父亲看着我“手忙脚乱”的样子，笑着说，你这么算是可以的，但是比较慢，中间也容易出错，你看1和9可以凑成一个10，2和8又可以凑成一个10，以此类推，可以凑出5对10，再加上中间剩下的一个5，很快就可以算出55了，只要多动脑筋，就有可能找到更好的办法，以后你要再试试算从1加到100等于多少。那是我们父子之间关于数学的最初记忆。之所以印象深刻，不单是因为当时的我觉得他的方法巧妙，更多的是因为那个印在我记忆中父亲的笑容和声音，还有从书房窗户照射进来的一片暖阳。很多年后，我翻看父亲写的《数学趣谈》，居然书的第一章节就是介绍这道题和数学家高斯的故事，看出版的时间正是1986年5月，我想当时父亲在给我讲这道题时，他应该正在编写此书。瞬间，父亲的笑容和声音，还有那从窗户洒进的暖光，一股脑地浮现在眼前，只是身处的书房已不再凌乱。泪水决堤。

　　1984年，父亲因两次脑外伤不幸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，这是一种损害神经系统的疾病，会导致人体肌肉越来越僵硬，难以控制。后来，父亲的进食吞咽和说话功能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，特别是眼皮一旦受外界刺激闭上，就很难自己睁开，需要用手辅助扒开，才可以继续阅读。我的父亲出生在1933年。少年时，旧社会生活的苦难，战争的残酷没有挫伤他的数学梦想；青年时，特殊的风暴没有阻碍他攀登科学高峰的脚步；人过不惑，鲜花与掌声没有消减他对工作的勤奋与执着。这一次，他面对的是对一个人来讲最大的挑战——生命健康。此时的他，早已波澜不惊，像一个敢于直面一切险阻的勇士，决心与时间赛跑，攀登不止。患病之后的12年间，父亲经常需要住院治疗。每次住院他都要带上手稿和很多资料，仍旧保持高强度的工作和不规律的作息习惯，他的作息时间从来不是根据钟表定的，而是完全取决于他的工作进度。这也因此让他成为了医院里“最不听话”的病号。医生们会向我的母亲“投诉”，让她多劝劝父亲按时休息，更好地配合治疗。母亲也是一位医生，她当然知道病人多休息配合治疗的重要性，但她更理解忘我的工作对她的丈夫有着怎样的意义。当时，父亲不管在哪里住院，都有两点要求。一是希望在病房中配一张书桌。二是打点滴时不要扎他的右手，因为他要持笔工作。有时，左手扎肿了，他宁可扎脚也不愿扎他的右手。就这样，父亲把病房变成了书房。

　　我经常去医院看他，白色的墙壁，白色的铁架床，白色的被单，白色成了我与父亲相处的记忆中大部分的背景颜色。记得，我总是嫌弃点滴瓶中滴下的药水速度太慢，因为打完点滴父亲就可以陪我玩一会儿。再长大一些，我会经常给他按摩，从肩膀到腿脚。有时医生看到了还开玩笑问：“陈教授，是我们的护工按得舒服，还是您儿子按得舒服？”父亲总会开心地说：“当然是我儿子按得舒服啦！”

　　父亲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是拍摄于1995年11月，在中关村医院的病房中，照片中父亲身穿一件大红色的毛衣。那是母亲为他新买的，穿在里面的白衬衣也是新买的。尽管父亲当时已身形消瘦，但笑容还是那么灿烂，温暖得就像那从书房窗中照进的阳光。

　　1996年1月17日，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，出现持续高烧，被迫停止了工作。3月19日，父亲带着对家人的不舍，对事业的不甘告别了这个他所热爱的世界，也将我对他的记忆定格在那一年的春天。

　　时光倒退22年，也是在春天，也是在3月，1978年的3月，父亲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做的报告中说道“我决心献身于数学研究，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，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”。这是他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对祖国、对人民所作出的承诺，他也用之后的时光完成了他的承诺，将自己的全部力量奉献给了祖国的数学事业。